2017年以后，我国出生人口持续快速下滑，出生人口大幅波动，对不同阶段的教育资源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个别地方出现了首轮幼儿园关停潮，而且小学、中学和高校将会次第直面人口波动最终影响劳动力市场。这种由人口出生趋势的发展变化，衍生出社会各界对未来教育资源供给和布局规划的不同焦虑。
其中担心未来学位资源供大于求、对未来教育资源供给是压减还是增加、压减会不会导致教育资源供给缺口加大等焦虑一直交织共存，生育高峰后随着人口下降，教育资源供给向何处走也成为让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推行减小班额、提高师生比（师幼比）的说法备受关注。事实上，生育峰值下降后，“多出来的学校”焦虑还应该结合实际对症下药科学化解。
如果从人口出生率角度而言，2017年以后，我们国人口出生率确实是逐年下滑， 2016年——2021年分别为12.6‰、12.6‰、10.9‰、10.4‰、8.5‰、7.5‰，刚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则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已经低至6.77‰，出生人口数与2017年1723万人相比下降767万人。如果按照学龄周期计算，2017年学龄人口今年到达义务教育入学年龄，2022年年出生人口到2028达到义务教育入学年龄，扣除入学年龄具体时间限制因素，这两个生育峰值之间相比，对学位需求增加幅度达到每年250多万个，但2017-2028之间学位需求则是必然面临前增后降发展趋势，以此类推，包括学前教育在内，学位需求都会沿着这样一个趋势发展，将来出现空出来的学校（幼儿园）注定在所难免，采取减小班额，提高师生比（师幼比）来应对出生人口减少的发展趋势，也确实是一个看得见的选择途径。
但关键是，现实中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现象在不少地方长期存在，学前教育中公办占比缺额、义务教育中城乡学位需求冷热不均、大班额现象在热点区域和热点学校长期居高不下，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农村教学点过多摊薄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城镇化进程中导致城区教育资源紧张局面也日益凸显，而随着各项刺激生育政策的辅助出台，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波出生率日益提升的趋势也需要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是采取减小班额、提高师生比（师幼比）的办法应对生育峰值变化下的教育资源布局应对，显然远远不够。
从人口构成角度而言，2017年年末人口总数中，城镇占比58.52%,2022年年末人口城镇占比65.2%，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趋势可窥一斑。在此情形下，将来教育资源布局规划更应该考虑城镇趋热、农村趋冷的现实。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在应对人口出生峰值变化时，既要防止从当前需求考虑一味增加学位的做法，也要充分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城镇化发展规律、对高质量教育需求类型化趋势等因素。其中减小班额恐怕只能是乡村教育的选择之一，而单纯提高师生比（师幼比）也仅仅是选择之一。现在最科学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充分考虑人口出生率并结合农村转移人口不断增加、进城就读人口日益增多、城乡教育机构二元化对比会日益明显的实际，围绕科学布局做文章，在追求学前教育公办普惠比例只增不减、托育需求日益突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方面做好理性应对。
相对于学前教育而言，应该结合托育资源有效供给、公办普惠占比必须提高的目标，采取两步走措施，第一步是鼓励学前教育公办普惠占比，通过加大资金、资源、师资投入等，办好普惠性公办幼儿园，逐步淘汰压减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同时结合学前人口发展趋势采取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转型为托育机构的措施，逐步应对适龄人口逐年下降的发展趋势，不至于出现一味增学位导致学位空余，也不能出现简单压减导致学前教育资源面临阶段性不足的矛盾出现。
相对于义务教育而言，应在实施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优质均衡的发展计划基础上，有条件地结合农村人分口发展趋势，在实施集团化办学、加强农村寄宿式学校建设、撤并小而散的教学点等前提下，科学布局规划农村寄宿式学校，让撤并的教学点转为公办幼儿园、脱育机构、社区学校、家长指导中心或者移交给地方转型为公益性场所使用，让农村公公共教育资源实现集团化、集约化、规范化发展，既能满足农村留守人口子女在家门口接受公平有质量的义务教育的需求，同时也科学缓解人口出生率下降、进城人口增多背景下的教育资源科学缩减趋势。
而对于城区教育资源而言，必须充分考虑常住人口发展趋势，科学落实新建小区配套校（园）建设要求，根据城镇化发展趋势规矩教育资源，实现缺额即补、缺口即建，不仅满足城镇化背景下的公共教育资源需求，更为提高城市宜居程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打好基础性基础。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师资配备也会随着人员自然减员（离退岗）和生源趋势化集中等实现最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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