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教育》记者 黄佳莉 陈文静 报道
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下称“新职业教育法”），自5月1日起施行。新职业教育法从原职业教育法的五章四十条完善至八章六十九条，并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要求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新职业教育法颁布以后，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热烈反响。在这个过程中，受关注度最高的莫过于“普职协调发展”将如何实施，相关话题更是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位，反映了公众对于教育事业的关切。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似乎总被视作一种“低层次”教育。虽然新职业教育法已确定其类型定位，但要让全社会真正认可职业教育、选择职业教育，可以说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本期，我们梳理出“三问”，聚焦职业教育中的热点问题，探讨职业教育如何实现从“层次”到“类型”的转变，与普通教育一起迈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一问：为什么普职分流会牵动各方关注？
4月25日，家住沅江市的张女士注意到，一则名为“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的消息正在网上热传。
“无论是微博、公众号，还是小区的业主群，大家都在讨论。”张女士查询相关新闻后发现，新职业教育法删除了以前“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的表述，改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对此，一篇点击量超过百万的文章称，这是“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让更多人可以升入普通高中”。
“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分流搞了这么多年，不会说变就变。但看到消息越来越多，心里也有点紧张了。”张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在读初一，成绩不上不下。本来觉得以后读普高不错，去中职也可以，反正现在都能升学。“如果分流突然取消，大家习惯性地选普高，一下子哪有那么多好学位？而中职被压缩，又会加重读中职的‘羞耻感’。‘两全’成了‘两难’！”
截至4月26日晚，短短2天时间，“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在微博话题上的阅读次数已超过7亿，讨论次数超过6万，参与媒体多达336家。有些博主甚至“危言耸听”地提出，“中职学校就要消失”。
4月27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有媒体和专家把“普职协调发展”解读为“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这其实是一个误读。在今年2月的“教育新春”系列发布会上，教育部就强调，中职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重任，“坚持普职分流是非常必要的”。
至此，普职分流是否取消已有定论，但关于该话题的讨论仍没有停止。事实上，这并不是普职分流首次成为公众议题。尽管相关政策已在国内推行了数十年，然而，究竟要如何实施分流，乃至于该不该分流，社会各界始终争论不休。
为什么普职分流会引起这么多关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钟云华认为，“核心原因是牵涉到各方利益”。
从国家层面来看，普职分流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高中阶段以普通高中为主，比例占到85%左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加大，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是大势所趋。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高中阶段教育开始实行普职比例“大体相当”。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职业教育为优化人才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满足就业需求等方面都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也是国家坚持分流的重要原因。
从地方层面来看，普职分流事关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各类教育结构的设计。我国幅员辽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客观存在，且短时间内无法完全解决。在部分地区希望职业教育更加“给力”的同时，一些欠发达地区却很难支撑大量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建设。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怎样分流才更科学，成为地方政府必须考量的问题。
从学校层面来看，普职分流与否意味着自身发展能否得到保证。目前，地方政府主要实行生均拨款制度，一些奖补也与在校生规模挂钩，换句话说，学生人数越多，学校办学经费相对越足。衡东县职业中专学校校长眭耀文告诉记者，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经费投入对学校发展非常关键”。分流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如果生源被大量抢占，学校就会面临办不下去的风险。
从企业层面来看，普职分流关系到人才供给的数量和结构。“在制造业企业里，管理、研发等岗位往往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的技术类岗位更需要在岗前进行专业的、长期的技能积累。”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吴琦说，职业教育让企业降低了培训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而分流政策的调整，很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人才输送情况，自然吸引了企业的关注。
从个人层面来看，普职分流与学生以后的人生轨迹紧密相连。选择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象征着两条不尽相同的成长赛道。由于每个人的禀赋、潜能和需求并不一样，没有哪条赛道会适合所有人。但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自己选择的赛道是优质的。在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普、职两条赛道会如何进行资源分配，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
在对各方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出，新职业教育法对“普职协调发展”的规定，显然更符合绝大多数的、长远的利益。虽然分流政策仍会继续执行，但“强制”的意味越来越弱，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根据教育部的解读，“因地制宜”是普职协调发展的一个关键词，即允许各地普职比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差异，“各地可以根据区域社会发展的程度、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情况合理规划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的招生规模”，真正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纳入统筹设计。
但这似乎还没有彻底打消家长的焦虑。在对普职分流的质疑中，有一种声音较为强烈：普职分流会导致教育“内卷”，建议取消中职学校，高中以后再引导部分学生选择高职院校及职业本科。
那么，取消或者推迟分流，真的能更加公平地满足教育需求吗？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随着中职学校办学质量的提升，越来越多学生找到了“更适合的赛道”
二问：“教育焦虑”的根源是普职分流吗？
从这个问题的实质出发，我们不妨将它换成一个更直观的说法——“教育焦虑”的根源是普职分流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思考：所谓的“教育焦虑”，到底是在焦虑什么？
普职分流施行初期，人们并没有产生多少焦虑。在很多60后、70后的回忆里，“那时候读中专非常光荣”。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工人的薪酬待遇和福利保障好，社会地位高，而进入中专就意味着工作有了着落，因此，“大家都是抢着读中专”。
然而，伴随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人待遇的下降，以及“下岗潮”对社会心理带来的影响，“进厂当工人”已经不再被人视作理想的选择，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虽然国家一直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但不少家长仍然对职校“不放心”。在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地区，这种心态往往更加激进，一些家长认为读职校“没面子”，分流更是限制了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未来“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越来越早地开始“鸡娃”，让孩子苦不堪言。
由此可见，教育焦虑的根源并不在于普职分流，而在于对教育本质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以及对教育之于人的发展存在片面认识。人们更多地把教育看成一种功利性的工具，偏离了启迪智慧、润泽心灵的主要功能。只要这种认知偏差存在，就算没有普职分流，人们也会产生“重点和非重点”的焦虑、“有特长和没特长”的焦虑、“补课和不补课”的焦虑、“考研和不考研”的焦虑，等等。
当这种认知偏差体现在普、职两条赛道的选择上，一些家长就产生了将中考看成人生分水岭、“一考定终身”的焦虑。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石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家长受“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影响，一味地让孩子继续读高中、读本科，使孩子越读越厌学，越读越自卑。“教育的原则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因材施教。没有因材施教，就不可能有效率；没有效率，谈何公平？每个孩子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事实上，记者在多所农村中职学校采访时，不少家长表示，正是因为在中职学校接受了专门的技能培训，孩子才能很快上岗，不愁出路问题。如果留在普通高中被动接受工作中不需要的课本知识，跟不跟得上全部课程不说，“学完也用不上”。
抱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7.8%，在学总规模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在校生人数占官方规定适龄人口的比例。也就是说，在高校已经大幅扩招的情况下，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适龄学生在高中阶段后放弃升学，走向社会。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普通高中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教育和就业需求。
如果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公众对教育的认知偏差还可能加剧“教育失配”的风险。教育失配主要是指个人实际教育程度超过其工作岗位所需教育水平，也被称为“过度教育”。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3—2017）显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大约有35%的劳动者发生了教育失配。一些更适合职业教育的行业，例如制造业、家政业、电商业等，现在却进入了不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他们难以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而职业院校毕业生又被向下“挤兑”，两种教育类型的学生都不能“人岗匹配”。过分地强调学历越高越好，忽视了当前的发展实际，不仅会造成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也会加重另一种形式的教育焦虑——“研究生都不好找工作了，是不是都得读个博？”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是选择在学生初中毕业以后开始实行普职分流，德国甚至在初中阶段就已经开始为分流做准备。“许多技能，特别是高水平技能，需要从少年时就打下一些基础，效果要远远好于成年时再去练习。没有少年工匠，就不会有大国工匠，也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制造业。”长沙市教育局职成处处长范霖说。
这些现实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当前，取消或者推迟分流，并不能更加公平地解决教育需求，甚至是与教育的公平理念、与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背道而驰的，本质上还是对技能、对职业教育的轻视。一味“抨击”分流，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那么，怎样才能缓解人们对普职选择的焦虑呢？纠正认知偏差，引导社会回归教育本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从根本上来说，“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前文已经分析，学生和家长之所以非常关注普职分流，就是因为当前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赛道是优质的。只有把两条赛道都建好，让职业院校尤其是中职学校也成为优质选择，实现新职业教育法设计的“普职协调发展”，才能解决人们的“急难愁盼”。
三问：怎样让中职学校成为优质选择？
当前，中职学校的认可度仍然偏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背后，其实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社会对高学历的追求，优质企业对“牵手”中职学校兴趣不大，各个办学主体对中职教育如何发展存在分歧，等等。“看待职业教育，要跳出职业教育，甚至要跳出教育，从社会层面来看，才会对职业教育发展有正确认识。”范霖表示。
范霖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办好中职学校，并不止是职业教育战线“一家”的事。只有社会各方共同发力，中职学校才有希望打破发展困境，成为优质选择。新职业教育法的一大重点，就是从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出发，确定各方的权力、义务，为中职教育发展“保驾护航”。
对广大中职学校来说，只有提升办学质量，把学校办出水平、办出影响，才能真正打好社会评价的“翻身仗”。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21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报告》显示，当前中职学校占地面积、校舍面积、专任教师等指标离教育部2010年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尚有较大差距，如期实现《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的“到2023年中职学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目标的时间已经相当紧迫。“质量提升始终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核心任务。”长沙航天学校副校长刘才志留意到，新职业教育法对办学的基本条件、经费落实、师资引进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这将对中职学校改革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
而从整个教育体系来看，职业启蒙将为中职学校发展凝聚更大的合力。“在教育界，职业教育时常陷入自娱自乐。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既不太了解，也不太关注，更谈不上支持和参与，对职业教育的热情和关切比不上行业、企业及社会各方。”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认为。新职业教育法对在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都进行了规定，或将调动普通教育支持中职教育，打破教育系统内的“职教洼地”现象。
此外，要让中职学校内涵发展“上台阶”，就必须发挥教育评价改革的牵引作用。多年来，职业教育虽然在课程设置、培养标准等都与普通教育有所不同，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普通教育的“附属品”地位。“因为我们的教育主体还是应试的，还是学历至上的。”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于东平认为，“职业教育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规律与特点，必须站在职业教育的立场来研究评价。”新职业教育法强调建立健全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吸纳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评价，并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互认，有利于破除“五唯”，形成符合中职教育特点的评价体系，从而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畅通升学渠道则是进一步提高中职学校吸引力的保障。今年年初，教育部将中职教育的办学定位调整为“就业与升学并重”，“中职—专科—本科—硕士”至博士的职业教育升学体系也已初见雏形，改变了以往中职教育是“断头教育”的局面。按照新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部分普通高校也将通过职教高考招生，这是建设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一个重大突破。多位专家表示，“随着上升通道的完善，无论是在地位上，还是在出路上，中职学生都将与普高学生实现平等”。
同时，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为根本，才能彻底改变社会对中职教育、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去年11月，深圳曾经流行过一阵“卤鹅热”，一时间，不少人都在报名参加“卤鹅考试”。人们之所以追求技能学习，就是因为当地重视、保障技能人才的待遇，“考到证就能拿补贴”。越发达的地区，往往也越重视职业分类，越重视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这又能反过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当越来越多的人从职业教育、从技能学习中“尝到甜头”，中职学校自然就能成为优质选择。
令人欣喜的是，在各方近年来的努力推动下，公众对于职业教育的态度已经逐步转变，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开始回归。在讨论普职分流话题时，有网友发表评论：“已经本科毕业的能去修个双学位吗？挺想学个技术的。”而在这条评论后面，共有3000多人点赞。从这些呼声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职业教育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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