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 熊名辉 赖斯捷?陈文静?陈敏华）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
沿着村口蜿蜒的山路向前，灰白墙，深灰瓦，一道赭红门围成的小小院落，便是十八洞村小学。
从全木结构、四面透风，到石砖外墙、木制楼板，再到校园全新改造、教室装上多媒体。
“教育的变化，太大了。”施贵海，这位在十八洞村小学任教40余年的退休教师，连声感慨。
“这几年，十八洞村小学发生了巨变。”90后教师蒲力涛接棒施贵海后，常带着20多名学生，通过“云端”与北京、长沙、吉首及花垣县城的学生“同上一堂课”。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并在这里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公布，以五年为期，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在中国大地铺开。
扶贫先扶智。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
2015年以来，湖南按照“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要求，始终围绕义务教育有保障的核心目标，始终致力于为贫困地区教育补齐“优质资源”短板，始终不忘教育助力贫困地区脱贫的责任担当，组织起一场教育精准扶贫五年攻坚战。
五年间，湖南构建起从省教育厅厅长到市(州)教育局局长、再到县(市、区)教育局局长的“三级局(厅)长”抓扶贫，从幼儿园园长到小学校长、再到初中校长的“三级校(园)长”抓扶贫的工作格局。
五年间，芙蓉学校建设、“一单式”服务系统应用、“两天窗”补齐、高校驻村帮扶等一大批项目和措施的推进实施，为全省51个贫困县脱贫摘帽、662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贡献了教育的力量与智慧。
五年间，一所又一所如十八洞村小学般的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一个又一个如蒲力涛般的青年教师，站上了乡村学校的讲台;一张又一张如春花般灿烂的稚嫩笑脸，绽放在山野田间、校园内外。
“一个不少”有保障
2015年，湖南仍有51个县尚未脱贫摘帽，有78.6万余名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子女入学需要政府提供保障。
脱贫攻坚路上，谁都不能掉队，一个也不能少。
接受优质教育，谁都不能掉队，一个也不能少。
但湖南全境，大大小小的山丘无数，78.6万名学生就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山丘之间。怎样精准找到这一颗颗“珍珠”的就学去向?怎样及时获知他们的异动?怎样全盘了解他们的受资助情况?怎样切实保障他们不因贫失学?
一桩桩，一件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湖南，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解决湖南教育领域“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问题，实现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返尽返”“应助尽助”，制定更加精准的攻坚策略，既是重点，也是关键。
如何守住“要害”?怎样抓住“关键”?
精准扶贫攻坚这五年来，湖南陆续推出了以下做法。
建立起政府、教育两条工作线，以县级政府为主，将控辍保学目标细化到乡、到村、到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则与各学校签订控辍保学责任状;每个市(州)、县(市、区)都指定专人担任联络员。
以51个贫困县为重点区域，以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尤其是初中学校为重点学校，以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学习困难学生为重点对象，以暑假和秋季开学前后为重点时段，展开了一场场控辍保学攻坚战。
始终将确保残疾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益摆在重要位置，对没有入学的残疾儿童少年，按照“一人一案”政策，分别采取随班就读，特校就读，送教到社区、到康复机构、到福利机构特教班学习等方式，合理安置他们接受教育，并纳入学籍管理。
控辍保学工作，成为市(州)年度绩效考核、脱贫攻坚检查义务教育均衡县验收的重要考核指标;“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特别是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辍学率”落实情况，被纳入对市(州)、县(市、区)党委政府脱贫攻坚责任制考核指标。
建立实地督查工作制度，对各地的控辍保学工作，以抽查方式开展实地督查。仅2019年4月，便派出7个督查组，奔赴22个县的880余所学校，进行随机进班点名的实地督查。
……
在这场以“义务教育有保障”为核心目标的攻坚战里，湖南始终牢牢抓住“控辍”和“资助”两个核心指标，扎实做好“三帮一”控辍、“全覆盖”资助等“基础动作”，想方设法，全力以赴，确保每一个孩子不因贫困失学辍学。
“基础动作”之外，在全国率先推出“一单式”信息服务系统、“两天窗”补齐政策，则是首倡地在教育精准扶贫路上走出的“湖南特色”。
尤其是投入使用不到两年的“一单式”服务平台，在全省教育扶贫进入总攻阶段前后，在精准“控辍”上，在精准资助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在“云端”构建基础数据库，打破数据库之间的横向壁垒，开展大数据比对，通过数据间的相互印证来发现、解决问题，在技术上已经极为成熟。
教育脱贫攻坚，历经数年的扎实推进，因贫失学辍学学生，经过反复细致的劝返复学，已全部重回校园。剩下的，多是信息采集困难、就学去向不明的疑似辍学学生，或是与省扶贫办、省民政厅、省残联等部门贫困人口数据比对有偏差的学生。攻坚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只有更加精准的数据比对，才能切实做到“不漏一人”。
另一方面，“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的理念，湖南已践行多年。细分到教育扶贫领域，省长许达哲专门作出批示，要求“进一步做好信息核实、数据更新、因病因残辍学人员帮扶工作，不落下一人”;省委副书记乌兰则是牵头主抓“利用信息化手段做好教育扶贫工作”。
在此背景下，湖南建立起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四类教育人口精准扶贫综合性信息服务网络体系，即湖南教育精准扶贫“一单式”信息服务系统。借助这一系统，湖南实现了控辍保学和资助帮扶工作全覆盖——
蓝色边框围出的系统界面里，一盏煤油灯，一名男孩正在阅读。
男孩与煤油灯间，是一个白底登录窗口。输入匹配的账号和密码，即可查找全省78.6万余名6至15岁建档立卡家庭子女中的任意一人，了解该名学生的就学去向、可享受资助、已享受资助等信息。
比如，“非寄宿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250元，“向普通中小学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发放教辅材料政策”64.91元，“义务教育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500元……一条条，一项项，家长登录电脑或用手机扫码就可实时查询。
从2018年6月立项，到9月完成系统主要模块的开发与测试，10月上线试运行，再到2019年初实现全省全面推广使用，这一瞄准“两精一单”目标——“两精”，即精准识别适龄贫困人口去向、精准资助在籍在校贫困人口;“一单”，即为在籍在校贫困人口提供资助政策及落实情况“一单式”查询服务——的系统，开发速度之快，应用效能之优，数据识别比对之精准，得到教育部的肯定与推介。
借助扶贫数据处理服务子系统、教育扶贫对象管理子系统、扶贫政策数据管理子系统、教育扶贫帮扶监督子系统、贫困学生“一单式”信息服务子系统、综合管控服务子系统、扶贫数据安全监控子系统、问题动态清零子系统等8个子系统，湖南补齐了教育扶贫领域存在的几个短板，比如疑似失学辍学情况底数不清，资助对象存在遗漏现象和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等等。
曾经，岳阳县毛田镇鸣山村学生杨智勇，因从小就在广西就读，毛田镇中心学校虽掌握了他的学籍号，但无法在全国学籍系统中查找到他的信息。
到底是辍学了，还是异动情况填报不及时?怎样才能证明这名学生享受到了相关资助政策?
如今，在“一单式”信息服务系统里，记者看到了一份盖有毛田镇鸣山村村委会公章的证明材料，里面清楚写道：通过与该同学家长核对，该同学已于2018年6月初中毕业，目前在家帮母亲经营养殖场。
数据库里有了这份证明材料后，疑似辍学的杨智勇才能被确认为有了明确去向。
当类似的材料越来越多，一个个疑似失学辍学的6至15岁建档立卡家庭子女去向逐渐清晰，湖南的控辍保学工作精准程度越来越高。
而要成就这份“精准”，靠的不仅是云端的数据，还有“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的线下核实，以及“三帮一”(一名教师、一名村干部、一名家长或监护人帮扶一名辍学学生)劝返复学行动、送达控辍保学司法文书、送教上门等控辍保学专项行动。
这些行动背后，是一步一个足印的脚踏实地，是一劝再劝三劝的久久为功，更是一个都不能落下、一个都不能少的坚定信念——
凤凰县的深度贫困村里，村民们时常可以见到深入贫困户家庭，宣讲资助政策、做劝学工作的教师和村干部。
江华瑶族自治县，县教育局的局长和副局长们，常常顶着盛夏的烈日，开展暑假劝学家访。
张家界市永定区流传着一个故事——街道办扶贫主任和村第一书记，先后6次前往出租屋家访劝学，最终成功劝回2名已失学大半年的孩童。
安化县，对有厌学情绪的贫困学生配备牵手帮扶教师，全县有1949名教师参与结对帮扶工作。各乡镇在“五帮一”劝返的基础上，明确乡镇、中心学校采取包学校、包村、包学生的“三包”措施，6年来，通过“五帮一”劝返复学措施，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疑似辍学学生已成功劝返，全县无1名建档立卡疑似辍学学生因贫辍学。
浏阳市，有1名失联学生，1位老师和1位警察组成“千里寻生团”，在辗转数地、多方打探后，在安徽省百善县找到了该名学生，最终证实该生因父母离异，改名换姓，目前在百善县某中学读书。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乡、村、学校及驻村工作队“五帮一”劝学机制的实施，送教上门活动的扎实开展，有力保障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零辍学。
宜章县，针对部分贫困学生因自卑、自闭心理产生厌学情绪的现象，组织全县教师开展课外辅导960万人次，谈心谈话720万人次，组织励志主题班会3283次，开展贫困家庭学生心灵辅导88648人次。
……
一个又一个县(市、区)，从本地实情出发，坚定又有创意地执行着一县一策、一家一策、一人一策、“五帮一劝学”、“三包”措施、“双线三级”和“六长”控辍保学责任制等政策，将一组组带着泥土气息的数据，上传到“云端”的工作台账：劝返一个，则销号一个。
一道道山路，记录下一个个奔走在劝学路上的足印;一条条小溪，映照出一张张满是汗水的脸;一组组数据，见证着这几年取得的积极成效。
自“一单式”信息服务系统投入使用以来，湖南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完成系统中351名失学辍学学生信息比对、劝返复学工作，除2人因犯罪服刑无法劝返外，其余349人均已复学送教，劝返率达到100%。
而成就这个“百分之百”的，除了线上线下的融合以外，涵盖所有学段、公民办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不是一个新体系。但湖南靠着自己手中的画笔，描出了“新样子”。
学生资助，以“学籍地原则”为主，还是以“户籍地原则”为主?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跨区域就读情况已较为普遍、各省市资助未实现“一盘棋”的背景下，这一矛盾愈加突出。因责任主体不明而导致的资助款发放不到位、资助款重复发放等问题，在各地也时有发生。
2019年，湖南省教育厅联合省扶贫办等部门，专门提请省委省政府，研究明确“以学籍地资助为主、以户籍地资助为辅”基本原则，并印发文件细化相关规定。
2019年春季学期起，各地对省内跨县(市、区)就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一按学籍地原则进行资助，户籍地不得对其进行重复资助;对出省就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核实未在就学地享受资助政策的，由户籍地政府参照国家资助标准，发放义务教育生活补助。
曾经，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有两类人群，即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和学前教育非普惠性幼儿园入园儿童，在享受资助政策时，遇到两个政策“天窗”。他们因为不在国家资助政策范围之内而无法享受生活补助。
绝不能让一个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不到党和政府的阳光。2017年，湖南在国家资助政策基础上出台地方政策，全力补上这两个“天窗”，比国家政策提早两年。这项由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抓落实的政策，按照“省级奖补、市县实施”原则，在全省铺开。第二年，湖南省财政便安排奖补资金1.2亿元，同时带动市、县两级财政，共同筹措资金5.3亿元，用于“补天窗”。
得益于此，37.6万名非寄宿的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1万名非普惠性幼儿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平等享受到了资助政策。
不仅如此，湖南还进一步为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免费教辅资料，为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发放教科书。
2019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活补助政策范围，正式由寄宿生扩大到非寄宿生，非寄宿生中的农村建档立卡学生、城乡低保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贫困学生全部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活补助范围。
数据无言，但往往最能打动人。
2016年至2020年，全省累计落实各项资助资金278.95亿元，资助学生2418.91万人次。
2015年至今，湖南按照“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要求，积极创新控辍保学工作机制，推进控辍保学精准化、制度化、立体化;全力兜好贫困学生资助大网，资助人数精准到个位数。
2015年至今，湖南始终聚焦底线目标、核心任务，控辍保学实现“应返尽返”，学生资助实现“应助尽助”。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作为之下，全省在2017年至2019年，累计劝返失学辍学学生13855人。
五年大攻坚期间，湖南的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8%以上，以超过全国均值4个百分点的姿态，彰显出首倡地的教育之为。
78.6万余名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子女，一个都没有少!
优质资源补短板
9月1日，汝城县芙蓉学校迎来了950名新生。一年级新生何书成一进校门就被崭新漂亮的教学楼、温馨整洁的学生宿舍、宽阔明亮的运动场吸引了，兴奋地看看这里，摸摸那里，还不时发出赞叹：“好喜欢我的新学校!”
这天，汝城县委书记黄四平和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志文一同为“汝城县芙蓉学校”揭牌。“高标准、高质量、高品位。”黄志文说，汝城县芙蓉学校项目建设用地约4.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05亿元，总建筑面积2.23万平方米，可容纳24个教学班，拥有1080个学位。芙蓉学校项目缓解了该县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压力，对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有重大意义。
就在同一日，慈利县芙蓉学校也迎来20个班的992名小学生。在这992名小学生中，留守儿童占60%。六年级的瞿梦涵、瞿梦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因家庭贫困，父母都在外打工，姐妹俩一直跟着50多岁的奶奶生活。来到新学校，两姐妹都充满了好奇。“学校太漂亮了，尤其是教室很宽敞、很明亮，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瞿梦涵说。
今年秋季，全省有24所芙蓉学校正式投入使用。在汝城、在新晃、在中方、在泸溪……越来越多的芙蓉学校，正成为老百姓交口称赞的教育品牌。
长期以来，优质教育供给不足是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短板，也是贫困地区老百姓最深切的期盼。芙蓉学校建设，便是湖南为了帮助贫困地区补齐这块“短板”而推出的教育精准扶贫重要举措之一。
芙蓉学校是湖南省的“省长工程”。
2017年11月23日，省长许达哲在全省教育一体化改革会议上提出，“必须通过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让贫困地区孩子平等接受更高质量的义务教育。真正发挥教育脱贫济困作用，阻隔贫困代际传递”。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湖南决定，在4年时间内率先支持省内武陵山、罗霄山集中连片40个特困县和国家级贫困县，建设41所芙蓉学校。
2017年12月11日，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湖南省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建设实施方案》，决定从当年开始，省级财政安排12亿元，每县补助省级资金3000万元，支持40个贫困县建设首批芙蓉学校。
半年后的2018年5月23日，在湖南再次召开的芙蓉学校建设新闻发布会上，省教育厅会同发改、财政、国土、住建、扶贫等6个部门谋划了芙蓉学校的建设蓝图：“统一标准、统一设计、统一风格”“学校有好校长、好教师，培养出一大批好学生，把芙蓉学校打造成为优质学校、示范学校”……
2019年5月，许达哲在办公会议上又提出，要把教育扶贫和解决大班额问题统筹起来，考虑在乡镇再建一批芙蓉学校。全省规划再建设57所乡镇芙蓉学校(其中新建项目39个，改扩建项目18个)，分三个档次分别予以1000万元、1500万元、2000万元的财政支持，计划总投资32.17亿元，省财政支持10亿元(奖补)，预计新增1449个班级和68140个学位。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时间表，到2021年，湖南将在72个县(市、区)建成100所芙蓉学校。数万名贫困地区的孩子，将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芙蓉学校建设，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新晃侗族自治县是武陵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县，该县中小学总体学位特别是城区城郊学位严重不足。全县小学大班额数占比50.4%，初中大班额数占比15.4%，全部分布在城区城郊学校。2019年，新晃芙蓉学校建成，当年就有1660名学生报名入学，县城北区的大班额由此全部消除。同时该校创建“芙蓉学校网络联校体系”，探索“省级名校带芙蓉学校，芙蓉学校带县域内薄弱学校”的新晃“芙蓉课堂”模式，让更多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目前，该校已与省城学校长沙市育英学校、明德麓谷学校成功对接，并与县内扶罗镇伞寨、东风2个教学点结对帮扶建成网络联校，定期开展线上互动教学。
“通过网络，我们经常与长沙的老师一起备课，村小的老师也参与进来，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还享受到了专业成长的幸福。”该校教师唐海聪说。
与此同时，位于泸溪县浦市镇的泸溪芙蓉学校为该县新增了2500个学位，不仅完全化解了浦市镇的大班额情况，还能满足从附近乡镇转入学生的就读需求。
……
3年建设100所学校，对于财政供给能力不足的湖南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但“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人拿出了“啃硬骨头”的韧劲，全省上下一条心——
“芙蓉学校”建设工程是一项重大的教育民生工程。近3年来，省长许达哲先后5次主持会议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对芙蓉学校建设寄予厚望。副省长吴桂英也多次进行专题研究和调度，并深入凤凰、芷江、麻阳等地密集调研，指导、协调和推动芙蓉学校建设。省政府督查室对全省芙蓉学校项目开展了3轮专项督查，要求项目县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及时整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
2018年以来，省教育厅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芙蓉学校建设工作调度会，建立了芙蓉学校项目建设进展月报及通报制度，并列出问题清单进行督查。先后4次组队赴平江、安化等21个县实地进行调研督查，督促项目县(市)加快建设进度。
为确保建设质量，省住建厅和省教育厅委托专业设计机构，以建设“美丽校园、绿色校园、智慧校园”为目标，广泛吸收设计专家、基层教育部门及中小学校师生的意见，立足湖南实际，着眼未来发展，编制了《中小学校建设指南》和《芙蓉学校标准设计图集》。
“从2019年开年进场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和各种困难抢工期。”通道侗族自治县“芙蓉学校”工程监理方代表姜欣一口气向记者数了“五大难”。从年初进场到8月底交付，不到9个月，工期紧是第一难;施工场地狭小，大货车无法进入，为第二难;通道的芙蓉学校项目是在四中原址上改扩建，工地旁还有近2000名师生在校上课，怎样确保师生安全，为第三难;1至3月，90天工期里，只有10天没下雨，恶劣天气为第四难;第五难，则是挖山。
再难，也要保证工期。2020年秋季，通道侗族自治县芙蓉学校如期正式开学。
正是有这样的决心和干劲，湖南芙蓉学校建设项目体量大，覆盖面广，计划总投资80多亿元，在72个县(市、区)建设芙蓉学校100所。其中，省本级财政计划奖补资金23.2亿元，征地6035亩，建筑面积近200万平方米，预计新增学位14.6万个。
2019年，湖南有16所义务教育阶段芙蓉学校如期开学，实际招生2.4万人，其中贫困生0.78万人，占实际招生总数的32.5%。今年秋季，湖南又有24所芙蓉学校如期开学，共招生4.49万人，其中贫困生1.35万人，占实际招生总数的30.07%，剩余的60所芙蓉学校将于2021年7月1日前全部建成。
在“芙蓉学校”工程的示范带动下，为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学位紧缺的燃眉之急，湖南多部门齐心协力，按照“三个优先”的原则，即“优先保障教育建设用地，优先审批教育建设项目，优先保证教育建设资金”，指导各地通过“三个一批”(新建一批、改扩建一批、盘活一批)等方式补学位短板。省财政计划补助地方消除大班额资金45亿元(已下拨28.1亿元)，2019年秋季新增学位17.4万个，全省目前已累计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3.9万个，其中超大班额1.8万个，大班额比例下降至5.1%，较2017年底下降22.7个百分点，超大班额实现清零，两个比例降幅均居全国首位。
另一个让人振奋的指标是，截至2020年，湖南“全面改薄”工程累计支出320多亿元，其中贫困县占比60%。经费投入等方面向贫困县予以倾斜，安排贫困县中央和省级各类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比例，比该县学生人数占全省学生人数的比例，高出20个百分点。
“从2019年起，湖南将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及能力提升资金主要用于化解大班额、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建设、教育信息化建设等补短板项目建设。”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说，湖南尤其注重在贫困地区优先实施教育信息化2.0试点工作，利用信息技术弥补农村地区师资短缺、资源匮乏的不足，破解开不齐课、开不好课的问题。开展教育结对帮扶行动，全省基础教育领域结对帮扶学校2284对，覆盖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学生约356万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优质教育的供给，有了硬件的支撑，还需在师资建设上发力。湖南在通过芙蓉学校建设项目牵引、加厚“薄改学校”建设等举措为贫困地区补足学位的同时，高位谋划，打出“组合拳”，让优秀人才扎根贫困地区教育沃土——
实施专项招生计划，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通过贫困学生个性化的教育培养，合理引导学生外流、人才回流，大力为贫困地区培养、引进人才。下达三类专项招生计划23439名，全省一本招生计划比例不低于8%，贫困县招生人数占比72%。14000多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贫困学生离校前初次就业率达到91.36%。“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资助贫困家庭“两后生”2万余人完成职业学历教育并实现就业，实现“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提高教师尤其是贫困地区教师待遇。在落实《湖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的基础上，2019年9月出台《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督促各地改善乡村教师待遇，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落实贫困地区农村基层教育人才津贴政策、乡村教师享受乡镇工作补贴制度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2016年至2019年，每年下拨乡村教师津贴4.02亿元，4年共下拨16.08亿元。从2019年9月1日起，在全省贫困地区以外的县(市、区)建立乡村教师人才津贴制度。
拓宽教师补充渠道。吸引优秀人才从教，从源头上缓解乡村教师队伍结构性矛盾。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教师招聘政策和优化乡村教师招聘程序，对全省51个贫困县(市、区)实行“三放宽一允许”(放宽学历、年龄、专业，允许限制户籍)，鼓励和引导优秀人才到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任教。4年共下达贫困县(市、区)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21354名、专门面向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招生的农村教师公费定向扶贫培养计划3217名、贫困县(市、区)特岗教师招聘计划17789名。2016年至2019年，全省“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共使用项目资金5.76亿元、培训教师49万余人次。
龙卉茹是醴陵市均楚镇周坊村妙山学校校长，也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一名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2018年一毕业就到这个大山里的村小担任校长，当时，她才21岁。一年多来，这个年轻的校长不仅包班教学五年级，语数外音体美一个人教，还担任三个年级的包班班主任，把一所只有4名老师的村小管理得井井有条。
双牌县蔡里口小学教师周春勇，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主动要求到最偏远的乡村教学，将所带班级的成绩从全县倒数第十提升至全县前列，拿到了国家级课题，成长为教导主任，获得“乡村新生代教师奖”……
当一座座芙蓉学校拔地而起，当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扎根贫困地区……湖南省委省政府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步步兑现“让贫困地区的每个孩子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庄严承诺。
助力脱贫显担当
2015年6月，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职硕士研究生朱徐，这位中组部选派的干部，奔赴国家级贫困县——江华瑶族自治县长山村担任村里的第一书记。
朱徐站在自己即将扎根三年的长山村村口，目力所及之处，十之三四是老旧土砖房。从山上蜿蜒而下的乡间路上，有位村民挑着两个水桶勉力走着。
在村里走了一圈，朱徐获得以下信息：挑水是因为要去山上接山泉做生活用水，山上还有11户村民，因为住得太高，家中尚未通电……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共104户、421人，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长山村当时的状况，也是朱徐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朱徐当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是中南大学驻江华扶贫工作队，是整个中南大学。
队长黎胤，挂职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带着“第一书记”和扶贫队员们，四处奔走，筹措资金。
312万元用于安居工程项目;426万元用于村村通公路;300余万元完成电网改造、饮水工程等项目;中南大学附属医院专家团队多次进村义诊;流转土地用于种红薯、养猪，形成生态循环……
“第一书记”的脚步在飞，中南大学的扶贫工作队在行动，长山村也在飞速地改变着——
“长山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县120个贫困村中名列前茅;2017年完成整村脱贫任务;2019年贫困发生率1.25%，全村群众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黎胤难掩自己的兴奋。
长山村西北方向，与之距离500余公里的隆回县境内，晨光涂抹着1500亩千年梯田。白水洞村的杨了花，跟往常一样，早早地起了床，正面朝梯田绣着花，绣着一家人的新生活。
白水洞村是湖南大学的定点帮扶村。2012年，刚进驻村里，工作队就发现这个贫困村里藏着“宝”。白水洞村的花瑶人有一项独有的传统工艺——挑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见多识广的教授们当即就动了心：要把这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出大山。
工作队先后请来7个国家的110位设计师，组建“花瑶挑花”文创设计团队，开发文创产品190余款。
受邀在米兰世博会展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专文介绍……就这样，依托湖南大学的“包装”与推介，古老又时尚的“花瑶挑花”不仅走出了大山，而且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她们的绣品在国际上可是抢手货!”湖南大学驻白水洞村第一书记刘世明介绍，连续几年，“挑花”绣品年销售额都超过600万元，白水洞村顺利摘掉了“贫困帽”。
贫困户杨了花捡起从前的手艺，又在非遗传承人手下“深造”了一番，2017年、2018年，这位“绣娘”每年增收上万元。
杨了花脸上的笑容，此刻，也绽放在绥宁县插柳村党支部副书记龙宪贵脸上。
他指着秋阳下的田野——那里，一台开沟机正在奋力工作：“过几天，这地里就会种上莴笋、胡萝卜、辣椒……”龙宪贵兴奋地说，种子还没播下，销路都找好了，再不会像前几年那样窝在地里烂掉了!
这是湖南师范大学驻村工作队“以购代捐”带来的变化。
这个秀美的国家级贫困村，被湖南师大打造成远近闻名的艺术城、文化村。2018年3月，省委副书记乌兰来此调研，提出“以购代捐”的消费扶贫模式。
湖南师大积极响应。2018年学校“以购代捐”的金额即超210万元。
2018年8月，在全省高校服务脱贫攻坚推进会上，首批十所高校对口九个贫困县签订了《湖南省高等院校与贫困县“以购代捐”校农合作框架协议》，签约金额达7110万元。
农产品有了去处，城里的人们吃到了放心食品，这是互利互惠。湖南师大扶贫工作队队长陈远南表示。
从“改造外貌”的基础建设，到“发展内涵特色”的“土味”时尚，再到“互利互惠”的“以购代捐”……越来越多的贫困村，在高校的驻村帮扶中，走上了“美丽乡村的脱贫路”。
2015年，由湖南省委组织部牵头，湖南有29所省属本科高校系统纳入全省驻村帮扶工作;2017年，全省有90所高校的6900余名师生，分赴湖南数千个贫困村，开展“情牵脱贫攻坚”主题实践活动;2018年，湖南省教育厅、省扶贫办联合下发《关于高等院校服务脱贫攻坚计划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省级层面出台的第一个关于高等教育服务脱贫攻坚的综合性文件。
据统计，仅参与驻村帮扶的29所省属本科院校，累计投入驻村帮扶资金近4亿元，开展农村致富带头人等各类培训13万多人次，资助贫困学生1.2万多名，所有贫困村顺利完成脱贫摘帽。
一个个美丽乡村，在“解剖麻雀”般的驻村帮扶中，逐一退出贫困村序列。而与此同时，瞄准产业、助力整县脱贫的教育方案，在田间地头、山野林中逐一变为现实。
秋凉时节，沅陵县2000亩稻田里放养的20万只蟹苗、200万尾鱼苗，即将成熟上市，每亩稻田据此可增收1000元至3000元。田还是那块田，怎么就能成为让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聚宝盆”呢?
“聚宝盆”的设计者，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张建国，在2015年学校与沅陵签订县校战略合作协议后，赶赴沅陵，并挂职副县长。
沅陵，是湖南面积最大的县，虽水能蕴藏量、黄金年产量、活立木蓄积量均居全省首位，但因县域面积太大，且地处武陵山东南麓与雪峰山东北尾端交汇处的深度贫困山区，脱贫压力较大。稻田养鱼，虽是当地的特色养殖，但苦于技术缺乏，收益并不高。
了解这些情况后，张建国带着一大批农业专家行走在田间地头。他们开始研究一种水稻田养蟹养鱼的生态、立体种养模式，立志用这种“稻田+”产业助力整县脱贫。
说起这种生态种养模式，技术出身的张建国头头是道：“你看，这螃蟹是清道夫，能把田里的杂草、田螺、虫子都吃掉，排出来的粪便刚好是稻子的好肥料，是真正绿色、生态、循环的养殖链。”
“按照习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我们将县里的特色，比如稻田养鱼、生态茶、水库养殖等，列为了产业扶贫的重点。”湖南生物机电职院院长史明清说。
县里的特色加学校的技术，高质量地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2019年，“稻田+”养殖模式在全县推广，5800亩稻田增收近200万元，为沅陵县全县的整体脱贫摘帽打下坚实基础。
与沅陵的“地广人稀”相比，古丈县是“地不广人更稀”，总面积1297平方公里，总人口14.4万人，是全省人口最少的县。
这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县，依靠一片“叶子”让一方百姓告别了贫困。这一“叶”，就是茶叶。而让这片“叶”撬动“脱贫攻坚”之“石”的，是湖南农业大学。
古丈有2000多年的种茶历史，素有“茶叶之乡”的美誉。茶叶是当地第一产业和特色产业，也是湖南农大扶贫的主导产业。
古丈和湖南农大的“牵手”已有18年。进入扶贫攻坚阶段后，县校合作更是“亲密无间”。2012年以来，湖南农大组织专家教授到古丈县现场讲座20余次，县里选派210名农技干部到湖南农大学习茶学专业知识，提升古丈县茶产业技术力量。
刘仲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但在古丈老百姓眼里，他更是古丈毛尖的“技术总监”和“品牌代言人”。
数年前，湖南农大组建了以刘仲华为首的专家团队，组成了精准扶贫项目团队，帮助古丈县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让古丈茶叶提质增效。
今年4月，这位“茶院士”更是化身“网络主播”，在春茶开园仪式上，推广古丈毛尖。
唐文源则是湖南农大派往古丈的第四任挂职科技副县长。2016年，初上任时，因为前三任的努力，他面临的问题已不在种植、加工等技术领域。
“产量高了，规模大了，卖不出去，也变不成生产力。”出身商学院的唐文源说，“我来做产业扶贫，就要把这里的茶产业品牌做大做强。”
“创品夺牌”计划，策划“茶旅文化节”，开设“农民网红学校”……短短两三年，唐文源团队为当地拿下了“中国有机茶之乡”等13块国家级金字招牌，古丈毛尖交易额也从5000万元飙升到2.5亿元。
“古丈茶2019年产值达到9.36亿元，茶区百姓因茶而脱贫致富，得益于湖南农业大学创立的‘古丈茶产业发展模式’。”湘西州委常委、古丈县委书记杨彦芳深情坦言。
同样靠技术完成产业升级的，还有会同县魔芋产业。
种植魔芋，在这个国贫县已有逾千年的历史。在湖南环境生物职院科技扶贫团队的技术支持下，该产业得到大力提振。从2015年至今，会同境内18个乡镇全部种上了魔芋，面积达到3.5万余亩，还带动周边市县种植达5万亩。县内贫困户2519户、贫困人口8570人依靠种植魔芋脱贫致富，省委书记杜家毫也忍不住赞叹“小魔芋，大魔力”。
除了稻田蟹、古丈茶、小魔芋，还有吉首大学帮助研发的湘西“米良一号”猕猴桃、长沙理工大学技术提质的靖州杨梅……越来越多的高校发挥专业、资源优势，积极主动为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提供服务。
近年来，湖南还组织了61所优质职业院校对口帮扶贫困地区，选派科技特派员352名，为贫困地区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难题806个、推广应用新产品237个、孵化项目1099个。
从出钱、出人、出物资的“输血式”扶贫，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扶持产业的“造血式”扶贫，越来越多的贫困县，在这种扶贫方式支持下，获得了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
通过教育帮扶，获得内生动力的，不只有贫困县，还包括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人。
45岁的石远女，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以前，这位花垣县十八洞村的普通农户，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创客明星”。
没文化，丈夫残疾，两个孩子读书，是三年前的石远女必须面对的现实。三年后，十八洞村村寨相连的“要道”上，一家名叫“舌尖上的苗寨”的店铺，游客络绎不绝，老板娘石远女正售卖着自制的土特产，笑靥如花。
变化始于2017年，湖南机电职院驻村工作组“盯上”石远女之后。
当年7月，工作组的师生登门拜访，石远女夫妇端出点心热情招待。可当组长刘晓林建议这位热情好客的苗寨嫂子开一家特产店时，石远女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
当时，全家算上政府补贴、村寨福利分红、个人家庭养殖、农作物收成等全部收入，家庭收入虽只有1万多元，却也迈过了贫困线，只要省吃俭用，日子还是安稳的。“做生意有风险，万一亏本了怎么办?你们能帮得了我一时，还能帮我一辈子?”
被拒绝，也并不放弃。一连6天，工作队同志天天登门拜访。
分析政策，讲创业改变命运的故事，树立创业致富的信心……“扶贫先扶志”，工作组的“励志教育”没有白费，石远女心动了。
一个多月后，“舌尖上的苗寨”开张。2019年，店铺的纯收入过4万元。石远女成为当地竞相学习的“创客明星”，还登上了央视的“焦点访谈”!
其实，“能帮一时，还能帮一辈子?”这是包括石远女在内、每一个贫困户在创业路上犹豫不前的根本原因。
怎么解局?
答案是，除了扶智，还需扶志。
2018年8月，怀化通道。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第11期“侗锦织造技艺传承与产品创新”研修班在县文化馆举行结业典礼暨成果展。
26位学员与学校15位教师共同创作的60多件(套)具有现代美感的侗锦创新产品，让现场嘉宾啧啧称赞。
接下来的日子，这26位学员，将跟前十期的参培学员一样，把他们培训所学到的技艺、经验和创作思路带回去，带动更多村民脱贫致富。
必须记下一笔的是，由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牵头、65所职业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职业院校精准扶贫协作联盟”。
组建联盟，在学校党委书记余克泉看来，既有带头“吹响了全国职教系统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的集结号”的大魄力，也有“授人以渔”的真智慧。
这样的智慧，是每所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的“必备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湖南高校用知识、技能、技术，帮助群众脱贫，实现了教育扶贫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切实彰显了“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的时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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