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校外培训乱象得到有效遏制，课后服务全面铺开，基础教育生态呈现积极向好态势。然而，在政策落地过程中，部分地区和学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表面减负、实质增负”的异化现象。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但实际效果仍有提升空间：要求阳光分班，便出现以“平行班”“特色班”“培优班”等名义隐性、变相分层的情况；明令禁止布置过量作业、不准统一购买试卷，个别教师便将作业电子档发至家长群，由家长自行打印；禁止学校统一补课，便以“课后服务”名义变相操作；不准周末上课，便以“校内托管”形式规避执行；严禁教师有偿补课，个别教师便转向“一对一”“一对多”等更为隐蔽的方式逃避监管，甚至连小学生也加入补课队伍；非法学科类校外培训虽经严厉打击，却依然时有反弹，纷纷转入地下、化整为零，或以校外托管、AI自习室、教育咨询等名目改头换面，增加了治理难度。
究其根源，在于学生的升学压力与考试压力并未得到实质性缓解。要想减轻学生负担，必须弄清学生压力来源。学生所承受的压力，除学习本身固有的压力外，相当一部分乃人为额外施加；而这一额外施加的压力除了少数来自家长外，主要来自校长与教师。因此，深化“双减”工作，除了“堵”还要“疏”，要将减轻校长和教师的压力作为重要前提与关键突破口。可以说，不给校长和教师减负，“双减”便难以真正落地生根。
学生负担与校长、教师的压力转嫁密切相关
当前基础教育领域存在一条较为清晰而刚性的压力传导链条：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导向与社会舆论的评价惯性，使学校面临升学率和考试成绩排名的现实压力。尽管教育部门明令不对学生进行排名，但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舆论仍在一定程度上以学生成绩和升学率对学校和教师进行评比排序与分层。俗话说“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实际上，“考考考”在部分地方也成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法宝，“分分分”也成了校长和教师的命根。像最近西部某县，让小学和初中期末考试成绩靠后的任课教师在全县秋季开学大会主席台集体亮相，背后大屏幕正中是放大的两个字——“耻辱”；还有某县教育局要求全县教学成绩靠后的教师自费参加统一培训20周。校长和教师承受的压力可见一斑。学生之所以压力较大，是因为校长和教师都负重前行；学生之所以深陷内卷，是因为校长和教师早已身陷其中。学生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成为套在校长和教师头上的紧箍咒。校长作为学校压力的直接承受者，迫于考核排名和社会舆论的双重挤压，向教师提出高强度、高目标的教学要求；教师则在教育局和学校压力、社会期待以及绩效、评优、职称评聘等多重现实利益驱动下，不得不将压力进一步传导于学生。这并非简单的个人品德问题，而是制度激励下的现实选择。只要对学校和校长的考核仍与升学率和考试成绩直接挂钩，只要教师的职业发展仍与所教班级的分数排名和升学率深度绑定，那么无论政策如何强调为学生“减负”，校长和教师都容易不由自主地“加压”，并且理由听起来往往合情合理：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帮助学生提高成绩、帮助学生考入重点中学。
由此，校长、教师、学生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压力传导链条与一个“利益”共同体——校长为荣誉而战，教师为成绩而战，学生亦为分数而战；层层传导，层层加码，校长、教师、学生都已主动或被动地深陷一种群体性教育焦虑之中，学生则最终成为这条压力链条末端的承受者。
因此，“双减”政策能否真正见效，前提和关键就在于能否打破这一压力传导链条；而打破链条的核心，正是为居于中间枢纽的校长和教师实质性减负。解铃还须系铃人，给校长和教师减负，主动权掌握在教育主管部门手中，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有新思想、新理念，敢担当、敢改革。
切实切断小学升学与考试的双重压力传导
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本应享有充足的睡眠、游戏、体育和艺术时间。然而现实不容乐观：如今的小学生普遍早起晚睡，被大量作业和试卷裹挟，无暇锻炼，更无暇嬉戏，本该阳光灿烂的笑脸，不少却变得愁眉苦脸。过大的压力导致部分孩子变得厌学、脆弱，甚至出现抑郁倾向，这一状况值得高度警惕。
小学生的学习压力主要来自小升初的升学压力和日常考试压力两个维度。要有效释放小学生的学习压力，需要采取刚性的制度措施。
第一，切实缓解小升初升学压力。虽然国家政策明确规定小学毕业生就近升入初中，但在许多地方，省级示范性高中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变相“掐尖”选拔生源，致使升学压力从中学阶段逆向传导至小学。《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后，有些学校便借机从小学阶段开始选拔，实质仍是变相“掐尖”。为争取更多学生考入优质初中，校长迫于荣誉和社会压力要求教师全力施教；教师迫于成绩排名和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硬约束和诱惑，不得不向学生施加更大压力——补课、刷题、考试成为常态，音体美劳、心理健康等课程则被严重边缘化。为了选拔少数优等生，结果让全班、全校乃至全县（市）的学生一起内卷、拼命。省（市）应统筹规划、统一政策，所有省级示范性高中一律不得设立初中部，所有小学毕业生严格执行就近入学制度，从制度层面切断升学选拔链条。当前部分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依然偏重分数，忽视创新能力培养，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本质要求存在偏差，容易演变为新一轮生源竞争，影响义务教育正常生态，这种变相掐尖选拔的做法应当予以纠正。
第二，切实减轻小学考试压力。目前许多地方县一级甚至市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仍对小学毕业班甚至其他年级组织区域性统一考试（或美其名曰质量检测）。只要有统一考试，就有评比排名；只要有评比排名，就有压力传导——对校长而言是荣誉和政绩的压力，对教师而言是考核和晋升的压力。各地虽不再依据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公开排名，但仍对学校和教师进行评比，并且评价到校、评价到班、评价到人（教师），将学生考试成绩与校长、教师的考核评价和晋级等直接挂钩。小学阶段应严格限制组织区域性（全市或全县）统一考试，教学质量监测只能采用综合评价方式，且严禁评比排名。要真正落实教育部《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中2026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全面取消以学生考试成绩、升学率为依据的教师排名奖惩机制，严禁以分数对教师进行考核排序，严禁将分数排名与绩效工资、职称评定、评优评先、遴选招聘直接挂钩，从制度上切断考试成绩传导的压力链条。历史经验可资借鉴：教育部明令禁止“奥数成绩与小升初、中考、高考挂钩”，取消奥赛升学加分后，各地学校奥数热明显降温，效果较为明显。同样，只有当考核评价不再与学生考试成绩直接挂钩，校长才能真正减负，教师才能轻装上阵，学生才能从繁重的学业压力中解脱出来，素质教育才具备真正落地的条件，“双减”才能落到实处。否则，素质教育理念与减负举措容易停留在纸面。
优化初中升学机制，拓宽成长通道
现阶段完全消除初中生学习压力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但可以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最大程度减轻学习压力，并将竞争重心适度推延至高中阶段。
减轻初中生学习压力，首要之举仍是减轻校长的压力。较为有效的制度路径是：将省级示范性高中招生指标按在校学生人数分配到各初中生源学校（条件允许的话，市级示范性高中及一般高中招生指标都可按初中在校生比例分配到校），省级示范性高中招生指标分配比例应不低于80%，且不设置最低分数控制线。指标到校之后，校长的升学压力将明显减轻，关注点有望从“争抢升学率”转向“办好每一所学校”，无需刻意再分重点班，也不必迫使教师过度施教，更不必组织或默许教师补课。这与各省教育厅不直接抓高考的道理相通——正因为高校录取名额分配到各省，各省教育厅才无高考压力；若全国高考统一试卷、统一划线录取，各省教育厅同样会全力抓高考。校长压力减轻后，向教师施加的压力也会相应减弱，学生的竞争也将主要局限于校内而非全县或全市范围，竞争激烈程度有所降低，学习压力随之减轻。其次，应扩大高中阶段教育资源供给和普职融通，当然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以评价改革为核心，构建减负长效机制
有人可能会问：这也不考试，那也不考试；这也不评比，那也不评比——大家不都躺平了？教师还会努力教书吗？校长还会精心治校吗？
这种疑虑，恰恰反映出当前教育评价的深层问题：简单地通过学生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来评价教师、评价学校（校长）、评价教育，是将教育简单化、将教育评价简单化的表现，对主管部门而言也是一种较为省事的思维，其本身即带有一定的导向偏差。这也是当前教育评价体系与社会舆论仍存在“唯分数、唯升学”惯性思维的集中反映，也正是校长和教师压力持续存在的深层根源。
既要为校长和教师减负，又要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治本之策在于改革教育评价机制。为校长和教师减负，不仅要靠行政命令的刚性约束，更要靠制度体系的完善与优化。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五唯”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在教师评价方面，提出要建立符合中小学教师岗位特点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不得简单用升学率、学生考试成绩等单一指标评价教师。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学校、教师和学生评价提出了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为评价改革指明了方向。但政策落地仍需时日，尤其需要在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层面形成可操作、可检验、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具体措施、做法和典型。
一方面，要建立对学校的综合、多元评价体系。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后，校长将不再有单一的升学率和考试排名压力，这时就要将学生品德修养、心理健康、体质健康、艺术素养、劳动教育、安全管理等维度纳入考核指标，并赋予足够权重，对学校（校长）的评价、奖惩、提拔以综合评价为准，从根本上改变单纯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评价学校的模式。
另一方面，要重构教师评价机制。当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再与学生的考试分数、升学率高度捆绑后，就要与课堂教学、学生辅导、教育教学研究、课程开发、学生综合发展指导等能力挂钩，尤其要狠抓常规教学与日常管理，引导教师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职本位，不只教书，更要育人，不只注重结果，更要看重过程。特别是在当今AI时代，教师不能局限于授业、解惑，更要传道，不仅传授知识，更要指导方法、培养思维和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一好遮百丑”的单一评价模式。
唯有评价改革这根“指挥棒”真正转向，校长和教师才会主动选择“减负”而非被动执行“增负”，减负才能从“要我减”转化为“我要减”，从而从外部约束升华为内在自觉。
以校长和教师减负为支点，推动“双减”走深走实
“双减”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绕过校长和教师这一关键中介环节。当前政策推进中之所以存在校长和教师积极性不高的深层梗阻，之所以出现“表面减负、实质增负”的异化现象，很大程度上与校长和教师的压力未得到有效释放有关。为校长和教师减负，不是降低教育质量，而是让教育回归其本来面目——尊重规律、尊重成长、尊重人性。
唯有从制度层面根本改变考核评价机制，在小学阶段切实切断升学选拔与考试排名的压力传导链条，在初中阶段通过指标到校、扩大高中资源、普职融通等制度安排最大限度缓解升学竞争压力，才能真正形成校长安心治校、教师从容育人、学生快乐成长的良性教育生态。唯有如此，“双减”政策才能从文件走向现实，从形式走向实质，从被动执行走向主动践行，从而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造福千万师生。
（作者单位：新宁县教育局）
编辑：李薇
二审：李薇薇
三审：李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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