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18年，省会长沙，从市委、市政府到教育、财政、国土等10多个部门，再到六区三县（市）区（县、市）委、区（县、市）政府及下辖近百个街道，都在为实现5个百分点的增量而努力。
这是一场既触动开发商利益、也触动政府利益的改革。
过程中，百多家开发商需要将手中232所幼儿园无偿移交给政府；政府将陆续退还开发商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这场以提前两年实现“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从75%增至80%”为目标的改革，民众成为最主要的获益者。
攻向最后的“据点”
2018年11月16日，长沙市教育局对外公布：目前，全市有公办幼儿园473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1032所，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园所总数达到全市园所总数的80.22%，“提前两年完成国家规划目标！”
而就在2017年底，这一数据是75%。从75%到80.22%，5个百分点的背后，绝不只是幼儿园数量单纯增加那么简单，对于长沙来说，可谓打了一场艰苦的攻坚战。
为何这么说？
这些年来，长沙下大力气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坚持一手抓公办幼儿园建设，一手抓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连年增长，截至2017年底，占比达到了75%，离国家规定的80%“普惠”目标在望。
然而，遇到了瓶颈。
10多年来，长沙建成小区配套幼儿园300余所，其中只有69所按照国家和省市政策规定移交给政府举办公办园或者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其他232所大多数已被开发商出租办成了高收费民办幼儿园，甚至部分幼儿园已卖给他人。
这样一来，许多经济条件不够宽裕的家庭无法实现“家门口入园”，只能舍近求远选择公办园或平价园，进一步造成了幼儿园特别是普惠性幼儿园资源的紧张，加剧了“入园难”；而大量高收费民办园的存在，也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
因此，这一问题不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在长沙将长期存在。而根据国家规定，到2020年，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要达到幼儿园总数80%的目标，也难以完成。
长沙市委、市政府一直关注着学前教育的发展，早就想解决这一难题。而一件事情的发生，更是让市委、市政府领导坚定了决心。
2016年10月，长沙市开福区一小区业主联名发表公开信，不仅在网上大量转发，也寄到了区政府、市教育局、市政府乃至省政府。
公开信反映，该小区现有业主和住户3700余户，已居住14000余人，预计居住容量达40000人。整个小区中心规划配套了一所幼儿园，面积4500平方米。该园现招收幼儿10个班，每班15人，共有幼儿150余人，招本小区幼儿50余人，约占总招生的33%，向外招生近100人，约占总招生的67%。
公开信表示，该幼儿园自2011年开办以来，收费标准连年上涨，到2016年，幼儿上学年保育费达到近7万元。随着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仅一个二胎家庭的一年幼儿园保教费就接近14万元，这是众多普通工薪阶层无法承受的，引起了小区业主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因此，不少小区业主难以承受高昂的收费，不少幼儿被迫舍近求远去他处上幼儿园，接送不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成本支出。
不少业主开始上访。他们请求改变该幼儿园的办学性质，取缔天价收费行为，依法依规落实小区幼儿园规划配套政策，举办公办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让人民群众分享政策福利。
随后，雨花区也出现了类似事件。
在妥善处理了这几起事件后，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卢鸿鸣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可以说是政策有要求，人民有期盼。如果不解决，我们就对不起老百姓，更谈不上‘以人民为中心’。”卢鸿鸣坚定地对记者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幼有所育，“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两会关注的焦点，呼声非常高，我们必须解决。
他介绍，小区要建设配套园并移交给政府，国家、省、市都有相关文件规定。2010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以下简称“国十条”），2017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社部等四部门出台的《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201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长沙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都做了相应规定。
有了这些政策做依据，一方面，长沙市教育局多次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另一方面，长沙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交了提案。他们的汇报和建议提案迅速得到了长沙市高层的重视。最终，市委、市政府下决心解决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应配建未配建、应移交未移交、应举办未举办等问题，将配套园办成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满足广大群众享受普惠学前教育的愿望。
2017年上半年，长沙市政府政策研究室、长沙市教育局联合组成调研组开展了全方位调研，走遍了全市六区三县（市），征求了各区（县、市）干部群众以及开发商意见，明察暗访了大量小区配套园，形成了初步意见。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加大我市配套幼儿园建设与移交力度的建议》被长沙市政协列为重点提案，由时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陈文浩领办。
2018年1月，《长沙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正式出台。这一方案明确，以“国十条”文件发布之日为节点，之前建成的由各区（县、市）政府协商收回，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普惠办园；之后建成的原则上到2018年底强制收回，举办公办幼儿园或国有民办普惠性幼儿园。
要解决触及多方利益的难题，组织领导是重要的保障措施。为推进这一项工作，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忠雄高度重视，亲自担任长沙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陈中、廖建华任副组长，编办、发展改革、教育、住房城乡建设、消防、财政、国土资源、规划、法制、税务、电力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县、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长沙市教育局。各区（县、市）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制。
强力的推进，形成了巨大的整治合力。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教育考试院二楼的集中办公场地，看到的是一番忙碌的场景。
“岳麓区只有4所未移交了。”“芙蓉区已有25个配套园签署移交协议，其中15所已经开园。”“雨花区共签订协议48所，完成实物移交42所。”……一组组数据，正不断汇总到这里。而每一个数字背后，影响的是一个小区背后成百上千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利益。
目前，长沙市整治工作成效明显，截至2018年10月，全市已建301所配套幼儿园中，已移交176所，占比达58.5%；另外，应建未建的27所当中，已有16所启动了建设。“后两个月是决胜阶段，我们有信心，在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配套幼儿园收回工作。”卢鸿鸣说。
每一次博弈都是场“硬仗”
一家房地产商在同一个区一次性移交7所配套园。在长沙的这场攻坚战中，鑫远集团的主动作为极其亮眼。
“很难但很有意义。”天心区教育局副局长张其林，长期分管规划和学前教育，配套园回收，其中的艰辛与困难，他感触颇深。按照权责划分，区教育局的主要职责是在市里的顶层设计之下，直面房产商，一家家地谈，一家家地回收。
“四五次能谈成的，不多。”张其林回忆与多位开发商的面谈，印象最深的是“算账”。
我一家月收费2480元的幼儿园办得好好的，你政府突然说要收回，还要降低收费标准办普惠园，我的损失，你们算过吗？
我这是成熟小区，几千平方米的场地，租给别人办幼儿园，年租金收入几十、上百万，甚至更高，无偿交给政府，凭什么？
我这层楼几年前1500万元就卖出去了，现在要我翻倍倒贴钱回购再交给政府，明显不符合商业规律的行为，我为什么要做？
……
类似或冷淡、或婉拒、或尖锐的面谈场景，几乎存在于长沙下辖六区两市一县每一个参与此次攻坚战人员的脑海中。
“能坐下来谈的，都算好的。”雨花区教育局整治办主任曹超戏称自己“这一年谈得想跳楼”。有些开发商好不容易通过各种私人关系约着见了面，一听说是谈配套园回收，掉头就走，然后，就失去了联系。
“困难重重，不仅是硬骨头，还带刺。”雨花区教育局局长张新卫感慨，配套园回收，牵扯多方利益，尤其是开发商的利益。
动他人的奶酪，很难。
开发商的不配合，成为推进此项工作中各县（市、区）面临的最大、最普遍难题。
但开发商也有自己的“委屈”。
采访中，数位开发商代表坦言，此前，从购地到建房再到销售，在土地拍卖、缴纳税费、办理证件等一系列流程中，并没有哪个部门以书面形式告知过公司，需要履行配套幼儿园建设的义务。
“都是按商业用地标准投标拿地，既然要拿一块出来建教育配套，那么建园地的出让金为什么不能按教育划拨用地标准缴纳？”有开发商质疑。
“购地建房销售过程中，公司已缴纳了相关教育税费，为什么还要履行配套建园义务？”有开发商不理解。
“地是我买的，房子是我建的，园所举办方是我请来的，幼儿园的所有人为什么不是我？”有开发商想不通。
“我们是外地企业，长沙的政策管不了我们！”有开发商直接撂挑子。
凡此种种，仅靠教育一家，无法解答。
“这也是一定要合署办公的主要原因。”卢鸿鸣说，按照长沙市的统一部署，不仅市局，各区（县、市）的规划、国土、城管、建设、税务、消防、教育等部门及所辖街道也都需指派专人，组建各区（县、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区（县、市）教育局合署办公。
“我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对相关政策知之甚少，是开发商不配合的重要原因。”张新卫说，这直接促成了《雨花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整治工作指南》的出台。
从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到2018年《雨花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中央、省、市、区四级共13份文件，全部整理在册。
配套园回收是一项惠及民生的大好事，但政府在全力推进之前，首先有责任尽到告知义务宣传相关政策。为什么要这么做，政策依据何在，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履行配套义务后开发商能享受哪些权益，等等。
但，有时候“好事总是多磨”。
“有家公司，我和另一名同事轮流跑，20多趟下来还没见着人，快递发出的告知函、律师函，对方不仅拒收，甚至还反过来发律师函给我们。”比如，岳麓区教育局规划科科长林涌波的经历，是一种“找不到宣传对象”的无奈。
而曹超虽然找到了宣传对象，但从第一次与总经理谈，到第二次与副总经理谈、第三次与办公室主任谈，再到第四次与普通员工谈，对方会谈人员身份的一变再变，“注定是一种无效宣传”。
显然，要完成“国十条”出台后建成的、符合此次回收条件的全部232所配套幼儿园的回收任务，需要触动百多家开发商的利益，其间博弈，仅靠政策宣传，远远不够。
于是，一把手靠前牵头、多部门联动的管理机制，到人到园的责任机制，一天一调度、一周一会商的调度机制，成为各县（市、区）推进此项工作的重要机制保障。
为了如期完成目标，各县（市、区）在按照长沙市统一部署、有节奏推进的同时，也立足各自情况，推出许多创新之举。
老城区芙蓉区，面积不大且无处扩张，要解决区内幼童“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只能下大力气挖存量。有开发商和园所举办方对移交持观望态度时，教育局适时贴出“告示”，配套园是继续办高价民办园还是改为平价普惠园，请小区业主发表意见，以“民意”倒逼开发商。有小区配建的托儿所即将被改建为市场仓库，教育局知道后，果断出手，将其收归国有，并扩建为幼儿园，以满足周边幼儿入园需求。
雨花区体量最大任务最重，小组成员们拿出锲而不舍的韧劲，以分类施策的方法稳扎稳打。“宣传促移交，典型示范促移交，优质服务促移交，流水式谈判促移交，高位协调促移交，严格执法促移交”，分管副局长李长青一口气就数了6种办法。听说一正在报建的楼盘，之前所建小区幼儿园在此次回收之列，区建设局局长主动联系开发商，拿着他们的报建文件，一个个部门帮着跑盖章。被打动的开发商，第二天主动签下了移交协议。
岳麓区在典型示范上做足了功夫。央企南山地产落户岳麓区的第一个楼盘，原本预留了幼儿园用地，即临街2700平方米、造价800万元、装修760万元的售楼部。在了解到长沙此次回收配套园的相关政策后，公司不仅积极配合移交，还主动追加500万元，将售楼部按照幼儿园标准装修，且一应材料使用，教育局和业主可随时入场监督。“南山此举，我们是逢开发商必讲”，林涌波说，央企主动作为、带头示范，对于促进区内其他楼盘的移交意义重大。
天心区以“从陌生人处成朋友”的诚意，打动了不少开发商。“有个开发商的家里，我去了四五次，拉家常一样讲政策、讲道理、讲民生、讲责任”，张其林说，70多岁的老爷子，从最开始一分分地算自己的投入、损失，再到同意移交、但政府需补偿2000万元经济损失，到最后签署无偿移交协议，“靠的就是多次上门的细致沟通”。
虽然俗话说商人重利，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耐心交流，将各项政策解释到位，同时针对他们的合理诉求出台相应政策，对于后续园所的回收，将会事半功倍。
据了解，为一揽子解决部分政策不配套等问题，长沙市委、市政府酝酿出台了新政策。新政明确界定：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区，其开发商必须履行教育义务，建好教育配套设施后，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政府；所使用土地属于教育划拨用地，新建楼盘将直接减免出让金，已按商业用地缴纳出让金的，在履行义务后，国土部门将退还之前交的出让金。
预计，仅此一项退还款，长沙市政府将支出7亿元左右。
家门口的优质普惠
每到5月便会“头疼”的天心区幼幼幼教集团新宁分园教师刘莉，今年难得过了一个“不头疼”的5月。
新宁分园位于新城区，周边新建楼盘很多，入住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他们的入园需求旺盛，也很看重幼儿园的品质。但因为家庭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入园费用的高低也较为敏感。高品质民办园收费高，新宁分园这类公办园学位紧张，“入园难”“入园贵”成了许多年轻夫妻的烦心事。
前几年一到招生季，刘莉的办公室里就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咨询入园事宜的家长，“接咨询电话更是接到手软”。但因为学位有限，最终每年仅填了报名表却未能入园的幼儿就有一两百人。
“今年招生压力小了很多。”刘莉了解到的情况是，周边几个小区的配套园都已回收，已建成或即将建成公办园或国有民办普惠园。
“站在我家阳台上，就能看到幼儿园。”鑫远和城小区业主夏钟虎的话，佐证了刘莉之言。其楼下正在建设中的鑫远和城幼儿园，由开发商建好移交，政府将举办为公办园。“听说有12个班，每月收费不超过1200元。”据夏钟虎介绍，这大半年来，业主群里一半以上话题都与新建的公办园有关。
“做梦都会笑。”“有这个政策，就敢生二胎了。”“不生二胎对不起这个价格。”在长沙市今年全力推进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工作中，最开心的莫过于这些年轻家长们。
“回收的幼儿园，将全部举办公办园或国有民办普惠园，保教费每月最高不超过1200元。”卢鸿鸣说，按照测算，当全部232个幼儿园移交到位后，全市将有超过8成以上幼儿园为公办园或普惠园。这意味着，在家门口上优质低价园，会成为大多数老百姓看得见的“民生改善”。
但部分民众也有自己的担忧。曾经紧衣缩食将孩子送入每月大几千元的高价园入读，看重的便是品牌及后面的高品质。如今政府回收后改为普惠园，每月费用直降到1000多元，课程有没有变化？班额能不能得到控制？伙食标准会不会下降？
每月1100元，上的是之前每月8000元国际班才有的“全人习惯课程”，吃的是麦德龙超市统一配送的餐点，小中大班班额基本控制在25、30、35人左右……家住芙蓉区的徐琳说，自己孩子入读东方剑桥恒大江湾幼儿园后，接受的教育与从前高收费下一般无二。
每月收费降低1200元的万婴克拉美丽幼儿园家长蒋平则说，唯一的不同是，“儿子的班上多了2个同学”。
“二胎政策的开放，社会各界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决定了民办园向普惠方向转型是必然趋势。”万婴克拉美丽幼儿园园长蒋琪说，万婴在长沙有20多所幼儿园，多为每月收费接近5000元的高端园，将克拉美丽园建为普惠园，“是我们的主动尝试”。
如万婴、东方剑桥等高端园的“主动普惠”，背后暗合的，是学前教育未来发展方向——政府主导下的优质普惠。
而正因为有政府“撑腰”，普惠园“降价不降质”才有保障。
对于民办园举办者来说，办园最主要的成本支出，一是场地租金，二是人员开支。
举办为普惠园后，“租金这一块基本没有费用”，金色梯田融科幼儿园园长秦晓说，只要达到办学要求，政府就会免除当年租金，“仅这一项，一年就能节省100多万元”。同时，每年还有奖补资金。“中央、省、市、区四级财政拨付的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中，有80%用于普惠性民办专项奖补资金”，雨花区民办幼教科科长周洁算了算，2018年雨花区的专项奖补资金将超过2000万元。
从全市层面看，今年长沙市本级财政安排的普惠性民办专项奖补资金，比去年同期增加50%，达到7500万元。为提高社会力量办普惠园的积极性，该市还要求区（县、市）财政按同比例安排奖补资金。
“保运转、抓招生”，从前许多民办园园长的“开门第一件事”，在身份转换为普惠园园长后，慢慢变成了“关注教育质量”。
抓质量，必须要有一支优质、稳定的教师队伍。而民办园园长普遍的困扰是，如何在一无编制、二无高工资、三无成长平台的情况下，稳住师资。
有政府支持的普惠园则不同。它们的教师与公办园教师一样，享受一年多次免费培训、享有赛课评优机会。更重要的是，薄弱普惠园还能获得优质公办园的对口帮扶。
佳兆业春天幼儿园是获益园之一。在长沙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先考察，再定方案，接着送教、教师换岗交流”的对口帮扶下，曾经教育教学跟不上的三级普惠园，短短一年便升级为二级普惠园。
“园务管理、教育教学、卫生保健、办学行为等，是我们帮扶的重点。”既是三幼园长、又是芙蓉区学前教育协会会长的陈浩军说，收回这么多幼儿园，政府有责任提升他们的办学品质。
目前，芙蓉区在园对园对口帮扶之外，又开始推进“学前教育园际项目发展共同体结对”。据陈浩军介绍，区内10余所优质公办园分别领衔园务管理、园所文化、区域创设、幼儿园游戏、家园共育5个项目，其他幼儿园可根据本园实际加入项目组，接受“精准结对帮扶”。
另据了解，在长沙市本级已开展的7期学前教育免费培训班中，有65.7%的学员为民办普惠园园长、业务园长、保健医生。在今年启动的第五批学前教育对口支援工作中，16所省、市示范幼儿园将对口支援32所三、四级普惠园。
经过这一轮回收，长沙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已增至1032所，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22%，有24万余名幼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质优价惠”的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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